有些事在某国的利益面前，被淡忘.
但历史真相不能苟且，因为它跟每一个深切的痛苦相关.
罗文姬女士的角色，很好地诠释了在某国被视为洪水猛兽需要夜晚突袭带走白天强制旅游的钉子户，如何以坚韧大心脏与善良念头团结了一切具有同理心的朋友，不分阶层，不分年龄，开始抗争.
责任与担当，从来不是纸面上的粉饰太平，而是真刀真枪的怼.
今天，这个民族会取消本国玩家韩服的账号非常狭隘，但我们依旧尊重他们在大是大非敌我矛盾时坚定与血性.
这是另一种有道德根源的民粹主义，爱国主义.
同时，它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世俗眼光与成功学羁绊中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与社会责任.
在轻松幽默娓娓道来的铺陈后.
一个泛着泪花充斥着愤怒的主题浮出水面，一切疑虑与困惑都被历史解锁.
本来因孤独相互抚慰而诞生的亲情也立刻升华为同仇敌忾的信念，勇气，力量.
故事背景发生在1951年，但因为拍摄时间和对阶级斗争的浓墨重彩，以及故事文本的极端化，无可置疑地被列为“文革电影”.
文革电影其实是个好东西，放到现在都是禁片，因为它树立了两头的正确，贫下中农是正确的，毛主席是正确的，中间的当权者多半是反派的，和三明治一样，形成一个奇怪的固化逻辑结构. 电影里的金光大道是什么，当然就是“组织起来”，在农村，就是互助合作，一步步发展，直至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不仅是经济错误，更是政治错误，是阶级敌人的阴谋. 如果完全按照电影里的语言设计，其实这个逻辑是走得通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单干总有掉队的，贫富分化也就必然出现. 但这种设计为什么现实走不通，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性本质的有选择忽视，自私贪婪怯懦是人性永恒的标签. 而一旦回归到人性的基点，这种“高大全”的制度设计就无疑地轰然倒塌了.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