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期陶行知教育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上都由较为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愈益走向社会主义。时间主要是从1932年前后到他不幸逝世以前的十多年，这一时期他整个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三大步：
第一步是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前后，这一步的主要表现，是在经过一段摸索后，先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又毅然决定为冲破国民党的反动束缚，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而倡办工学团。而且除在谈到乡村工学团时，强调要以“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真农人”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为目标来办理外，还愈益明确地重视了以“真工人”、“真农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先是批评国民党召开的所谓国民会议的“会场里找不出一个靠自己种田吃饭的真农人，也找不出一个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后更公开说明“我们整个理论是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真农人和劳苦大众的小孩为基础”的。并且十分鲜明地宣布“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要“联合机器来革命”（见《锄头舞歌》于1933年新补充的第五段），从而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号召，提出走“穷国教育”、“穷人教育”的新路子，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的新办法，发动工农群众自己创办既做工、又学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