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我肯定回来。我去找下面这位朋友，商议将来的出路，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保证。”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写下上面的一番话。然后，又写下堀木正雄的姓名和在浅草的住址，悄悄地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对“比目鱼”的说教感到懊恼，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的，我是个想法一点不靠谱的男人，对将来的愿景完全没有头绪。如果一直待在“比目鱼”家当食客，未免对不起“比目鱼”。就算我发奋图强，立下宏志，可一想到每个月都得让并不富裕的“比目鱼”来资助我，顿时感到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逃离“比目鱼”家，并不是真的想去找堀木之流商量什么“将来的出路”。我只是想让“比目鱼”暂且放下心来，才循着记忆，把堀木的住址和姓名随手写在了便笺的角落上（而我则可以趁机争取时间逃得再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下了那张留言条。不，不对，尽管不无这种心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害怕自己冷不防带给“比目鱼”太大的打击，害得他惊慌失措。尽管事情的真相迟早要败露，但我还是惧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所以必须想办法掩饰。这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们斥之为“撒谎”而百般鄙弃的行径颇为相似，但我却从不曾为了牟取私利而进行掩饰。我只是对气氛骤然变化所带来的扫兴感到近于窒息般的恐惧，所以，即使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像往常一样，进行拼死拼活的服务。尽管这种“服务”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正是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我才在许多场合下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两句修饰语。然而，这种习惯却常常给世上的所谓“正人君子”们带来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