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只是将经济上的首创性、机会与进取心等特征推广到所有的个人，而是造就一种新型的心理与道德，这一结论暗含于今天为实现美国观念的一致化与标准化而必须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中。组织化、树立一种由大众观念中抽取的作为行为调节标准的平均值以及一般说来数量对质量的控制，所有这些为什么竟然成为当前美国生活如此典型的特征呢？我只找到一种根本的解释。个人不可能在理智上保持真空状态。他的观念与信仰如果不是他所分享的公共生活的自然的功能，那么，一种表面的一致就会通过人为的、机械的手段达成。由于缺乏与形成中的新型社会共同性相一致的精神，于是那些貌合神离的外在的机构便拼命要填补这一空白。
结果，我们思想的一致性比它外在表现的具有更多的人为性。标准化是可悲的；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它之所以可悲，原因之一是它未能深入。它深入到足以压制思想的原始品质，但尚未深入到足以达到持久的一致性。它的不稳定性表明了它的浅薄性。所有通过外在手段，通过压制与威胁（无论多么微妙），以及通过精心策划的宣传而得到的思想一致，都必然是浅薄的；而凡浅薄的东西必然动荡不定。所使用的方法导致大众的轻信，而这种轻信又根据流行的观点游移不定。我们思想一致，感情相通——但只有一个月或一个季度。随后又出现某个其他的轰动事件或名人，于是又实现一种令人陶醉的一致反应。在特定时间，从一定侧面看，一致是必然的。但在时间的长河中纵向地看，不稳定与波动处于支配地位。……我想，有些人听到诸如“无线电意识的”（radio-conscious）以及“热衷于航空的”（现在如此频繁地强加于我们）之类的术语时，一定恼羞成怒。我以为这种气氛并非全因为语言方面的原因。它证实了对我们的思想形成且摇摆于其中的外在方式，以及对其结果的浅薄性与不一致性的一知半解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