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毛泽东没有把这些看法当作圣旨，而是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特点，解剖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变化，从而达到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摸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也正是这一光辉思想使遭受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的特点，不去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其规律，而是盲目搬用俄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醉心于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攻打大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右倾保守”和“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结果使革命又一次蒙受了惨痛损失，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可见坚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并用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方法领导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彼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矛盾特殊性是构成事物特殊本质的根据，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和归宿，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强调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在对这三个方面的论证过程中，《矛盾论》贯彻了从客观到主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和考察了中国革命的特点、道路和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依据。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方法，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同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