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同样不可能辨识出任何错误。所有意向性结构都将依然如故。以现象学的语汇为这些自然科学的幻象提供一个认识论基础的任务不会与现在所展示的任务有什么两样。一个胡塞尔或梅洛-庞蒂似的现象学家也会像斯特劳森或奎因一样受骗。
构造这个由虚构的伪科学家和实在的真哲学所栖居的想象世界的目的何在？我要提出的假设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同我所描绘的这个想象世界的自然科学的语言一样，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有一个概念构架的诸片断，并且很多已缺乏那些它们从中获取其意义的语境。我们诚然还拥有道德的幻象，我们也继续运用许多关键性的语汇，但是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已极大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丧失了我们对于道德的把握力。
但何以至此呢？拒斥这整个联想的冲动肯定会非常强烈。我们使用道德语言、遵循道德推理并以道德的术语界定我们与他人的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哪怕只是设想一下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根本无能的可能性，也会要求我们彻底改变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看法，而这将是难以企及的。然而，关于这一假设，我们实际上已有两点认识。并且，假如我们想要转变观点，那么这两点认识就至关重要。一是哲学的分析将对我们无所助益。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或现象学哲学，都将无力觉察现实世界中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无序状态，如同它们面对想象世界中科学的无序状态时无能为力一样。不过，这类哲学的无能并没有使我们全然束手无策。因为，理解目前这个想象世界中的无序状态的先决条件乃是理解其历史。二是必须以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来撰写的历史。第一阶段是自然科学的繁盛时期，第二阶段是其遭受浩劫的时期，第三阶段则是以残缺和无序的形式重建自然科学的时期。但是，请注意，作为一种衰落和沉沦的历史，它渗透了某些标准。它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编年史。叙述的形式、阶段的划分都隐含了成功与失败、有序与无序等标准。这正是黑格尔所谓的哲学史、柯林伍德所谓的一切成功的历史撰述所应当做到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找资源来研究我已提出的有关道德的那一假设（无论它显得多么古怪和可疑），就不得不询问，我们是否能够在诸如黑格尔与柯林伍德那样的作家（他们彼此当然也是迥然不同的）所提出的哲学和历史的类型中，找到我们在分析哲学或现象学哲学中不可能找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