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看,这些议论都很正确。但考察一下当时的各种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间,南方诸臣只知道大顺军已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前锋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形势下史可法为防止大顺军饮马长江,做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后,大顺军兵败西撤,畿南、山东、河南等地官绅反叛大顺政权,陷于一片混乱当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军尚未南下之时,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扩大自己的管辖区,自然不失为一着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这一点。问题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和马士英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下面对四镇的来历做一简单介绍。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42],出身行伍。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的江北地区、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