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人口流出省份所辖重点城市成为劳动力跨省“节流”和保障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稳定器。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有1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这其中除了四大直辖市之外，还包括成都、哈尔滨、石家庄、保定等这些非发达、人口流出省份的重点城市，政府政策支持、新产业引入、新区建设都促使这些城市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保障劳动力市场平衡的稳定器，甚至对其所在省的人口流出趋势有逆向“节流”效应。另外，这些城市成为劳动者省内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对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均衡配置以及城市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表2-6 2007—2016年15个省（市、自治区）流动人口情况（万人）
从分省数据来看，人口流动是部分发展较快地区虹吸效应的体现。从二级指标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乡流动的“单边”流向特征需要持续关注，一旦该趋势继续下去，劳动力市场产生连锁逆向影响效应，最终体现为供需和价格波动。
城乡流动呈现农村到城市的“单边”流向特征，流动将持续，问题易频发。1998—2017年的20年间，城镇就业人员数呈现线性递增特征，而农村就业人员数呈现线性递减特征（见图2-30）。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数首次超过农村，达到39310万人。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徙成为城市迅速发展、农业产业技术升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受流动因素影响最为直接的指标是城镇化率。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6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4%。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70]，按照这个标准，农村到城市的“单边”流动状况在未来几年会持续。不过，这种流动在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和均衡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土地开发速度远快于户籍人口城市化进程，且土地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导致很多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工作地和家庭所在地分离人群，社会融合性差。二是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工时、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原有劳动力差异显著。三是中国部分地区的劳动力迁徙和现代化进程不匹配，前者要慢于后者。一方面，有迁徙能力的劳动者需具备一定的技能和城镇生活能力，而达到相应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劳动者供给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大城市病”让部分城市管理者捉襟见肘，并采取限制策略解决该问题，但这些策略往往影响劳动力市场自适应功能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