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住的公寓四十年没有刷新过。油漆，花纸，装修，全是帝政时代的。镜子，框子的边缘，花纸上的图案，天花板，垩漆，都积着一层四十年的油腻灰土。虽是在玛莱区的冷角里，这小公寓每年还得一千法郎租金。医生的母亲波冷太太，六十七岁，占着另外一间卧房。她替裤子裁缝做些零活，什么长统鞋套，皮短裤，背带，腰带，和一切有关裤子的零件；这行手艺现在已经衰落了。又要照顾家务，又要监督儿子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仆人，她从来不出门，只在小花园中换换空气；那是要打客厅里一扇玻璃门中走出去的。她二十年前做了寡妇，把专做裤子的裁缝铺盘给了手下的大伙计；他老是交些零活给她做，使她能挣到三十铜子一天。她为独养儿子的教育牺牲一切，无论如何要他爬上高出父亲的地位。眼看他当了医生，相信他一定会发达，她继续为他牺牲，很高兴的照顾他，省吃俭用，只希望他日子过得舒服，爱他也爱得非常识趣，那可不是每个母亲都能办到的。波冷太太没有忘了自己是女工出身，不愿意教儿子受人嘲笑或轻视，因为这好太太讲话多用S音，正像西卜太太的多用N音。偶然有什么阔气的病人来就诊，或是中学的同学，或是医院的同事来看儿子，她就自动的躲到房里去。所以波冷医生从来不用为他敬爱的母亲脸红；她所缺少的教育，由她体贴入微的温情给补救了。铺子大约盘到两万法郎，寡妇在一八二○年上买了公债；她的全部财产便是每年一千一百法郎的利息。因此有好多年，邻居们看到医生母子的衣服都晾在小花园里的绳子上；为要省钱，所有的衣服都由老太太和仆人在家里洗。这一点日常琐事对医生很不利；人家看他这么穷，就不大相信他的医道。一千一的利息付了房租。开头的几年，清苦的家庭都是由矮胖的老太太做活来维持的。披荆斩棘的干了十二年，医生才每年挣到三千，让老太太大约有五千法郎支配。熟悉巴黎的人都知道这是最低限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