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早期的公共舆论有缺陷。为满足公众的好奇，谋求更高的报刊发行量，公共视野任意侵入私人空间，个人名誉权不受保护，报刊的褒贬没有限度。英国人熟悉这样的风格，对于没有清晰的伦理和法律界限的言论，置之不理。卢梭受嘲讽时，一个英国人在《圣詹姆斯纪事报》发表公开信，劝他视而不见：“如果那些偏执的人在您身上发现了弱点，您会很不愉快，但英国人不会愚蠢到一件事印在报纸上就相信它是真的。”[110]1766年4月11日，该报主编又为卢梭出谋划策：“嘲笑在英国是被许可的骚扰人的唯一方式，不受约束。”[111]情势混乱，有人就此批评舆论的缺陷：
一些作家甚至认为公开嘲笑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您一定听说这里的报纸是如何讽刺（英国首相）皮特先生的，说他不诚实，是傻瓜、空想家，乃至疯子。[112]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政治事务的公开性不足，有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感。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公共舆论的存在，而且是普通人介入政治的途径，但它的含义不清晰。出版物内容刻板，缺乏英国式的自由，这样的舆论有一个优点，它不会随意奚落人的尊严。卢梭在瑞士和法国遭到追捕，一度有生命危险，却总有避难地，在心底里，他以为是因追求真理和正义才受责难，荣誉感由此而生。在英国，公之于众的讽刺对心理的影响是持续的，道德贬低威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他果真像报纸上所说的，忘恩负义、哗众取宠，抑或虚伪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