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反倒使骆宾基在徘徊、彷徨心境下的多重矛盾之间发生一种令人深思的同向运动，也导致了与之同构的心理平衡：这就是骆宾基从矛盾体的接触点出发，巧妙地寻到了一个感情上的宣泄口和政治上的安全阀，即他不为（至少在内心深处）历次运动做毫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图解，又不去暴露生活中应该暴露的阴暗面；同时他又紧紧踏着时代的节拍，唱出一些发自肺腑的赞歌，形成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道路的与其他作家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的“横跨”特征。
十年动乱期间，骆宾基和所有遭到迫害的老作家一样，被多次批斗，关进牛棚，几乎中断了任何写作。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骆宾基焕发了艺术青春，虽受身体、精力、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等多种条件限制，不能重新进行创作，但他那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革命现实主义求实精神驱使他在金文、古史研究中贡献出一份力量。进而有的学者对他“把中国文明向古代推上去二千至三千年”[10]的考证表示赞赏；有的对他“龙为蚕出”的学说报以极大兴趣[11]，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本人则于1986年春接到通知，告知他已经被1986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收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