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虽然全会的主题报告多达17个，但有关政协和国共关系的报告与讨论成为会议的重点，并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在孙科所作关于政协的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政协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
在随后的讨论中，强硬派对政协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政协宪草案则成为强硬派反对之中心。
在全会上发言反对政协决议的以老资格反共派——西山会议派的戴季陶、张继、居正以及CC系委员为主，他们认为：政协就是容共，结果是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国民党之存亡，应请重新考虑，把政协协议根本推翻；政协的召开，完全是由于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时至今日，应该解决共产党问题了。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极端反对派，主张不承认政协决议，即使为此与中共决裂亦在所不惜。他们在发言中充满了国民党长期垄断政权而形成的自大与傲慢，言辞激烈地声称：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