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是一个有关艺术直觉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在“即景会心”之外，还包括“现量”“心目相取”“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触目生心”“即目成吟”“兴会”等诸多表述，它们共同构成了王夫之的“艺术直觉理论”。
在近代西方，也有一批美学家，如柏格森、叔本华、克罗齐，提出了非理性的直觉主义。比较来看，西方的直觉主义与王夫之等人的中国古典艺术直觉论有两点显著的不同：首先，西方的直觉主义主要强调人的生命本能的作用，而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的艺术直觉论则强调人的后天的实践作用，如他曾明确提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10]，只有经历生活的磨砺之后，诗人才能达到“即景会心”“即目成吟”的境界。与此同时，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对创作主体的审美修养也有较高的要求。在《古诗评选》中他说：“‘日落云傍开’‘风来望叶回’，亦固然之景，道出得未曾有，所谓‘眼前光景’者此耳。所云‘眼’者，亦问其何如眼。若俗子肉眼，大不出寻丈，粗欲如牛目，所取之景亦何堪向人道出？”[11]在王夫之看来，要做到“即景会心”，不仅客体之景至关重要，主体之“心”“眼”，亦即主体的审美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审美修养的获得，也要靠后天的培养与实践。其次，中国的艺术直觉论在透视事物本质时，并不刻意寻求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把握，而是追求一种超越事物表面形态的诗意性，像“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等深受王夫之赞赏的句子，都很难说“深入”到了事物的事实本质，但其中的诗情画意却溢于言表；反之，西方的直觉主义，不论其如何反理性，都更倾向于对事物本质作真实透视，至于这个直观过程具有多少诗情画意，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