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两朝鼎革之际，士大夫更是面临一个出处仕隐的选择。为示明晰，下以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个时间节点为例，对士大夫的出处仕隐选择加以考察。
1.元末明初士大夫的仕隐抉择
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来说，仕与不仕并不仅仅牵涉到个人道德的践履，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名节。对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来说，治国平天下则是其毕生的愿望。但当两朝鼎革之际，士人之仕与不仕，显然又与他们对新、旧两朝的政治态度相关。在明初朱元璋颁布“士不为君用令”的情况下，陶宗仪的辞官归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之事，而是关乎整个元末明初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宋濂很早就出仕朱元璋政权，并为大明江山基业的奠定做出了不朽功勋，深得新朝重用。而陶宗仪既无立功新朝之业绩，更无出仕新朝之意。两者之行，迥然有异。从这种事实来看，难免使两人在对待仕与隐或出与处的态度上产生差异。宋濂著有《送陶九成辞官归华亭序》一文，就陶宗仪辞官归隐一事，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136]细究宋濂的这段记载，基本可以反映宋濂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即使是引述陶宗仪之言，并为陶氏辞官归隐作百般辩解，也是为自己的观点做注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奸了陶氏内心之意。为示明晰，不妨详细将这段记载的几层含义试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