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许多年后，王蒙还总爱提起这一段经历，称赞我有主意，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我倒没把自己评价这么高，只不过我始终相信命运不会一直亏待我们。
几个月后终于有了结果——王蒙被分配到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工作。这岗位当然很理想。他在来信中再一次称赞我的决策好。一生中大概也就这一回吧，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也调回乌鲁木齐去。王蒙活跃起来，使出浑身解数，拜托了许多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因素，逢人便进行游说，以至于他一推开市教育局人事室的门，那里的同志就会对他说：“你是来谈崔老师调动问题吧？××、××已经谈过了……”
那些年，办点事很不容易。尽管王蒙托了很多人，但我调回乌鲁木齐的事仍然进展缓慢，最后一道手续——发调令（函），总也办不成。我和石儿已经等得坐卧不安。石儿天天掰着手指头，口中念念有词：“掐掐算算，祷祷念念，来了，不来，来了，不来……”他就用这种小儿科的占卜术来预测我们娘儿俩调回乌市的前景。眼看1973年的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心里真是着急。一旦开了学，分配了课程，即使来了调函，也起码得让你等一个学期，到寒假才放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