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是看着她咽气的。她的一生是一个聪明且有见识的女人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贤哲的死。我可以说，她以灵魂的宁静毫不懈怠、毫不做作地去完成天主教的义务，使我觉得天主教可爱了。她生性严肃认真。在她病危之际，她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快乐，不像是装出来的，而且是理智对病痛的一种抗衡。她只是最后两天才卧床不起，还不断地同大家平静地聊天。最后，她不再言语了，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她放了个响屁。她扭过脸来说：“好！”这就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她遗赠了一年薪水给粗使仆人。但她家的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什么也没摊到。但是，拉罗克伯爵让人拿三十利弗尔给我，还让我把身上穿的新衣服穿了走，洛朗齐尼先生原本是想让我脱下来的。他甚至答应设法给我找个差事，还允许我去看他。我去过两三次，但都没能同他说上话。我很容易气馁，所以就没有再去过。大家不久就会看到我错了。
我为什么没能把在韦塞利夫人家逗留期间的所有要说的都说出来！不过，尽管我表面上的情况依旧一样，但是我离开她家时与进她家时并不一样。我从那儿带走了对罪恶的长久回忆和内疚的无法承担的重负。直到四十年后，我良心上仍压着这种重负，而且，那种苦涩的滋味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年岁越来越大而加重。谁会想到一个孩子的错误会产生这么残酷的后果？正是因为这些极为可能的后果，我的内心才不得安宁。我也许使一个可爱可敬、诚实正派，而且肯定比我强百倍的姑娘，葬送在贫穷屈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