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此想到了许多。前几年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施耐德巴赫教授在开幕词中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德国哲学界以对过去的伟大文献作注释、修订、整理、重版为时尚，对哲学问题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灭；名为哲学家实为历史学家或语文学家的人都有一种“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称讲话的危险，他们不敢说“我说”、“我认为”，而是畏缩地称“他说”、“他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哲学史上已经过去的伟大哲学家（大意，参阅《德国哲学》丛刊第11辑，第196页）。
我无权议论德国学界的情况，只想谈谈我对我国当前学界的感受。我们的情况比之德国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为学，向有注疏的传统，即使是个人的重大创见，也寓于对古人的注疏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虽不乏大块文章，但究其实质，亦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注疏。改革开放以来，此风渐减，但近些年来，各种形式的整理国故之风又起；即使是那些不属整理国故之列的研究，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多不是中国的“子曰诗云”，就是西方的“康德说”、“维特根斯坦说”，总之是“他说”。其中确有很有价值的创见和新意，但这种“我说”仍然是“我说他之所说”，似乎不说他之所说，我就无可说。于是“研究”一词就变成了研究“他说”之专名：谁要是以研究—思考问题为主，谁就是研究的“非驴非马”，算不得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