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自由是一个虽然不可定义，却是每个人都切身感到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摆脱不掉的“宿命”。法西斯主义的例子所说明的，并非人真的可以摆脱自己的自由，而是意味着，自由并不是心里想想、口头上说说而已的轻松事，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有些人甚至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然而，即使他自己把这一重担推卸给一个外部的权威，他仍然是自由地作出这一选择的：他自由地使自己陷入了不自由；但他却欺骗自己，似乎不自由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对自由的真正渴望则被自己压抑到内心深处，成了一种畸形的变态心理。此外，自由也不是每个人只要“从自我出发”就能达到的事。如果一个人不对自己的“自我”进行反省，那么他的“自由意志”很可能恰好就是他受奴役、被奴化的标志。当他的“自我”本身就是由世俗舆论、传统道德、社会偏见塑造而成的时，他越是维护自己行为的一贯性、“凭良心做事”，就越是陷入机器人式的不自由境地，并且成为压制（自己和别人的）自由的工具。现代民主社会使人能够排除外部权威的影响和支配，但却无法使人自觉地排除自己心中权威的奴役，这就埋藏着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隐患。最可怕的并不是凭借武力镇压和控制建立一个压迫人的极权社会，而是千百万人“自愿地”“自觉地”甚至于“英勇地”为极权主义效劳和献身。在历史的某些阶段上，生而自由的人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像样的”独裁者来压迫他们、统治他们，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文革”结束10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人由于失去了一个可以“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绝对权威而茫然若失，感到难以忍受的“信仰危机”，感到内心的空虚和自身的无依无靠吗？中国两千年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主体意识”和“自由人格”（如某些人爱说的）的培植，却产生了阿Q式的虐待狂—被虐待狂的畸形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语）的循环交替，对此我们是否也可以作一点精神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