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尚未感觉到拿起武器的日内瓦在我心中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主义。大家将可以看到我由于一件责任在我的严重事件，离这种爱国主义相去甚远。这一事件我忘了谈了，现在不能不补上。
我舅舅贝尔纳几年前为了建造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去了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当地去世了，我可怜的表兄为效忠普鲁士国王也死了，这样我舅母几乎同时失去了儿子和丈夫。这使她对我这么个仅存的亲戚增加了点热情。当我去日内瓦时，便住在她那里，饶有兴味地寻找舅舅遗留的书籍和文件来翻看。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书以及肯定没人会料得到的书信。舅母对这些故纸堆不屑一顾，只要我愿意，她是会让我全拿了走的。我只拿了两三本我外祖父贝尔纳牧师亲手批点的书，其中有一本罗奥的四开本“遗著”，空白处写有密密麻麻的精湛的旁注，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放在瓦朗夫人的藏书中了，我因为未能保存它而一直很恼火。除此而外，我还拿了五六本论文手稿，唯有一本刊印成书，那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的作品。杜克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开明的学者，但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的行政官员们极其残酷的迫害，最后死于阿尔贝要塞。据说，他因参与伯尔尼的阴谋在里面关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