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南社会与地主士绅
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山区面积几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先进的中原文化虽然早经传入，但真正普及已是迟至明代。明清之际，湖南又遭到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破坏，直到吴三桂叛乱平定后，“上抵辰州，下至龙阳，惨毒异常，数百里人烟俱绝。历二十年，陆续得归者，十仅二、三。”清初，湖南仍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统治者自己也往往将其视为化外，认为“湖南地邻苗崮，罔识礼义纲常，幸赖天朝德化”。正因如此，清初湖南仍因袭明制，设偏沅巡抚。直至雍正初年，省的建制才最终确定下来。
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湖南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洞庭湖沿湖地区，每年均有巨量稻米外销，甚至祁阳这样的丘陵地带，每年外销稻米也多达10余万石。经济作物如茶叶，仅安化一县，道光时每年的产值亦将近百万。工矿业在当时虽不占社会经济主要地位，但桂阳州之砂铜、渣铜年产量已达三十六七万斤，黑白铅年产量亦近40万斤。湖南的煤产量为数亦巨，且大量销往外省。随着农、林、工、矿各业的发展，湖南的文化也逐步发展，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有所增强。如进士中额，乾隆朝60年，共27榜，每榜5人左右；嘉道55年，也是27榜，每榜平均多至8人，增加十分显著。学者、作家也多了起来，正如王闿运所说，“嘉道以后，才彦辈出，始洗蛮风”。为官出仕者，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湖南籍人士官至巡抚、侍郎以上者，顺治至乾隆凡150余年，不到10人；而道光朝30年，官至督抚者已有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