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科学家中找不到监督人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几乎所有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有关生物技术的商业活动。没有超脱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与商业利害息息相关。
分子生物学的商业化在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自伽利略时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学始终是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探索来向前发展的。科学家无视国界的限制，以为自己超越了暂时的政治利害关系，甚至超越了战争。科学家总是竭力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互相保密，甚至对那些把自己的发现视为专利的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许多年以来，科学家的发现也确实带有一种独特且无私的性质。
1953年，当两名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结构时，他们的成果为世人所颂扬，被看作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几个世纪以来寻求用科学方法去理解宇宙的伟大成就。人们满怀信心期待着他们的发现将毫无保留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30年后，几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学界同行都在从事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业。分子遗传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规模宏大、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不过这种现象的开端，应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