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他经常指责别人的不是，与绿营兵勾心斗角，摩擦不断，与湖南官场开始貌合神离，后来分道扬镳，他还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明争暗斗，这些事情都把他推人尴尬艰难的困境，无意间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障碍。锋芒毕露、心气过高、性情过烈，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绊脚石，从而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
咸丰三年(1853年)，因团练刚刚建立，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皇上多次催促他出兵，他都陈述理由按兵不动。但经过一段时间招募训练，湘勇人数逐渐增长，多达万人，他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以致失去了平静，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一切功名利禄将信手拈来，更显得有些心高气傲。其实，那时的他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根本就不太清楚，对敌手的战术更是不甚了解。他熬了一宿亲自执笔的《讨粤匪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由于对这个檄文不满意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讨粤匪檄》并没有直指太平天国的要害而重手出击，他绕开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而大谈卫道保教，里面提到了“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太平军的致命点。与其说曾国藩不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不如说他事前不够心静，并没有潜心分析、仔细研究太平天国的战术战略和指导思想。